抱歉，我不能如你所願
下午四點去接小孩放學。
大兒子看到我劈頭就說:「5點再來接我，我要去跟同學打籃球。」
我思考了幾秒鐘，告訴他：「我出門前煮了飯，剛剛去繳費、又去超市買牛奶，還去市場買了菜。我現在載弟弟回家就4點半了，打算開始做菜，如果一下子又要出門接你，太累了，我不要。」
他想了一下，說:「那我打完球，自己走路回家。」
雖然我的腦中閃過了5點後車子多，走過正在修橋的便道有些危險，但我還是回答:「好的，你路上要小心。」兒子把書包放到車上，一溜煙就跑走，打球去了。那一天，他5點半左右自己走路回到了家。
雖然，對孩子的愛是無條件的，但是我們能給的仍是有「限度」的。我常常提醒自己，做自己能力範圍可以做到的，不要為孩子「犧牲」，不讓孩子欠我「人情」。在孩子的照料上是如此，在滿足孩子的需求上也是如此。
或許這是從父母那裡學來的。記得小學的時候，很羨慕跳芭蕾舞的同學，跟母親說我也想學，母親問過價錢後，鄭重地告訴我，家裡沒有餘裕；第一次到同學家看到鋼琴、觸摸到鋼琴也好生喜歡，但家裡無法負擔昂貴的學琴和買琴費用。當父母說：「不行、不能或不可」時，還是孩子的我，當然失望，也覺得難過，但是我知道父母說的是事實，所以並沒有怨懟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很感謝父母讓我知道，為人父母盡力、盡量就好。
前一陣子，有個朋友快當爸爸了，他很焦慮地問我：「養一個孩子要多少錢？」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想過，也沒計算過的問題。我總覺得給孩子足夠的陪伴、足夠的傾聽、足夠的愛，並且做孩子生活上的榜樣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兩個孩子沒有上安親班，也沒補習，因為沒興趣，也沒有上任何才藝班；我也從來不幫他們買名貴的衣服或奢侈的玩具，對我來說，養兩個小孩，在國民教育的階段，並不會「太花錢」。
保險的業務員幾次極力說服我要幫孩子儲蓄教育基金、買保險，我也意興闌珊。我只做了自己基本的保險規劃，但我並不認為孩子將來唸大學或出國唸書，是我必須負擔的、責無旁貸的義務。如果我有能力，當然會支持孩子，如果到時候不是如此，孩子應該可以自己想辦法。我希望我的陪伴和守護，能帶給他們豐富的生命力和獨立自主的能力，但是並不熱衷為他們的未來造橋鋪路。
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契約
記得我翻譯的『我的漫畫人生』一書中，日本漫畫之神手塚治虫提到自己對孩子的教養時，也舉過類似的例子。手塚表示自己很少直接管教小孩，大部份都是妻子在操勞。最深刻的一次是他的兒子小二或小三時，正在收集一組超人和怪獸的玩具，ㄧ直吵著要買還沒收集到的，手塚於是帶著孩子出門，到新宿和神田ㄧ帶的玩具店一家、ㄧ家找。結果走遍了店家，還是沒有找到，他們很失望地回到家。 手塚認真地對孩子說：
「我為了你，總之是花了這麼多的時間，到處走、到處找。雖然沒有找到，可是為了你，已經盡了全力，盡了我的義務了。這回該你聽我的了。玩具你就死心了吧。聽好，你要別人為你做什麼的時候，也要想到你要為別人做什麼來回報。」
手塚的兒子親眼看到父親盡力去幫他找玩具，雖然沒有找到，但也願意放棄，不再吵鬧。手塚表示，「我的那些話的用意是要和他定下契約。我認為，那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契約，而不是父母親對小孩子單方面的強制行為。」
手塚的與孩子之間「平等的契約」，讓我聯想到宮崎駿導演的『崖上的波妞』中的親子關係。
五歲的孩子也能說理
宮崎駿的動畫常常喜歡以孤兒或是「暫時性孤兒」（如『神隱少女』中的千尋）當主角，不重視父母親的角色，特別是母親常常缺席（如『龍貓』）；然而在『崖上的波妞』中，宮崎駿第一次正面描寫「母親」這個角色。可能是主角宗介是五歲的小男孩吧！再怎麼說，讓五歲的小孩「無父無母」一個人冒險，太脫離現實。不過，這一次，是父親缺席，宗介的父親是船長，整部片中都在海上，不能參與宗介的奇遇與大冒險。
看過『崖上的波妞』的朋友，一定覺得很奇怪，在片中，宗介叫母親「理莎」，叫父親「耕一」，也就是直呼其名。研究所的同學問我，這是日本人的習慣和常態嗎？當然不是。其實，這個部份連日本觀眾自己看了都有違和感，為什麼彬彬有禮的宗介，會跟老師打招呼、會得宜地跟老人照護中心的老婆婆們應對進退的小男孩，竟然「沒禮貌」地直呼父母的名字？
我想，宮崎駿在這裡試圖建構一種理想的、「對等、如朋友般」的親子關係。而名字的稱呼，正是這種關係的體現。
片中，發生大海嘯之後，理莎載著宗介回到崖上的住家，遇到了從魚變成人類的波妞。在安頓好宗介和波妞之後，理莎看到山上還有路可以通往她工作的老人照護中心，於是用車子載了毛毯和食物，打算一個人去探望留在院裡的老人們。理莎告訴宗介自己的打算，並且要求宗介和波妞留守家裡。
來回味一下這段對話：
宗介：「我也要去。帶波妞ㄧ起去就好了。」（波妞那時已經睡著了）
「我要跟理莎一起去！」
理莎：「宗介呀，現在這個家就是暴風雨中的燈塔。在黑暗中的人們，
大家都因為這裡有燈火而受到鼓舞。所以，一定要有人守著這裡。」
「發生了很多不可思議的事，現在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「不過，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知道吧！我現在擔心在『向日葵』的人。
宗介如果能守住這裡，會讓理莎更有勇氣。不要擔心，我一定會回
來。」
宗介：「一定？」
理莎：「一定！」
宗介：「一定喔！」
理莎：「我愛宗介。」
說完，理莎就開車走了。
在故事的安排上，這樣一來，宮崎駿就順理成章讓宗介和波妞變成「暫時性孤兒」，在沒有大人的庇護下，得以展開接下來的冒險。
然而，以現實的層面來看，一位母親在那樣緊急、未知的情境下，撇下五歲的小孩，自己去救人，是有些不合情理。當然，宮崎駿在此鋪陳了崖上住家在大海嘯淹沒城鎮後，仍因為獨立的維生系統，處在有水、有電、有瓦斯的狀態，是觸目可及的範圍內，唯一安全又溫暖的地方。所以，理莎把孩子放在安全的地方，去可能有危險的老人照護中心送物資，並非不可理解。但是，如果宗介是一個只會哭鬧、死黏著母親的孩子，這樣的劇情是不會有說服力的。
說到這裡，我們就會察覺，宗介稱呼媽媽「理莎」，叫爸爸「耕一」的設定是多麼地巧妙。這對夫妻不遵循一般日本的教養常規，另類地要孩子叫他們的名字，是試圖和孩子建立對等的、朋友般的關係。
當理莎告訴兒子：「宗介如果能守住這裡，會讓理莎更有勇氣」時，她不是高高在上以大人對小孩的權威在說話，而是以互相依存的夥伴口氣在商量。
尊重孩子的個體性，也讓孩子學會尊重父母
這樣的對等關係，只可能建立在「孩子是ㄧ個獨立的個體」的前提之下，而非父母的身、心、意識的延伸。先尊重孩子的個體性，才能讓孩子學會尊重父母的思考和決定，而非要求孩子屈就臣服父母的權威。或許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難吧！畢竟像宗介這樣可以說理的五歲小孩並不多見。
我想起兩個孩子還在幼稚園時，ㄧ帶他們進便利商店，他們低矮的視線常常會「搜尋」到誘人的小玩具、或是愛吃的巧克力，然後興高采烈地拿著「獵物」到收銀台要去結賬。我會告訴他們：「那不是媽媽現在要買的東西，如果你們要，只能拿10元以下的。」他們看了看標價，知道「太貴了」，就自動把東西放回去。找不到十元以下喜歡的東西，就放棄。
或許，就是這樣，先學會理性地跟孩子說：「不」吧！讓孩子知道，「我愛你，但抱歉，我無法滿足你所有的慾望。」＊
文/攝影：游珮芸 台大外文系畢業，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博士。出生在台北，旅居東京、京都11年，旅行過世界20多國，現在落腳台東，在自己建立的小窩和兩名前世的情人同居。任教於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，愛聽童話（兒童說的話），喜歡攝影、畫畫，也寫詩。 本文已刊載於『兒童哲學月刊』No.16 ( 2012.05 )
